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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在广州的非洲人 他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

时间:2018-05-24 02:08:06  来源:新浪  作者:来源网络  浏览量:
我们将用 4 篇文章来告诉你广州的另一面。我们将用 4 篇文章来告诉你广州的另一面。

  小北,距离广州火车站 3 公里,被广深铁路线、高架和人行天桥“切割”,土耳其餐厅、穆斯林食品超市和酒店门外多是非洲和中东面孔。这里是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区。“巧克力城”的别名据说最早来自广州的出租车司机。

  白云山脚下,那个叫做“登峰”的城中村是许多非洲人开始广州淘金梦的第一站,他们租下“握手楼”里 10 平方米大小的“劏房”,放下行李就一头扎进几百米外的写字楼。

  小北附近有数个这样的写字楼,底层是密密麻麻的格子铺,每一间都做着批发生意,从假发、女士皮包、足球服、桌布到电风扇、卫星电视……这是一些零基础的新手商人们的“课堂”,中国的店主们熟悉地按着计算器,双方都讲着最简单的英文“this money, and this money”。许多人在这里下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,收货地址是非洲。

  写字楼里还有早几年进驻广州的同乡,他们租下了或大或小的办公室,开起了贸易公司或是物流代理。新人们在这里找寻经验,也迅速搭建着自己的人脉,哪里可以找到款式齐全的女士皮鞋,谁可以提供靠谱的供货商,哪个同乡值得信赖可以作自己的中间人。或是求得一份“防骗指南”——当中国商品漂洋过海到达非洲时,假货和残次品也堆满了那里的垃圾场。许多人会提醒新人,盯紧每一个流程,不要等货物到了非洲才开箱验货,那时候发现货不对版,哭就太晚了。

  还有一些候鸟型的商人,在本国有正职,每年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广州“跑单帮”。他们的订单并不大,无非桌布和饰品之类的小件。在广州,大订单每次运回数个集装箱,十几个小订单也可以迅速攒出一整个集装箱的货。

2014 年前,夜市从小北的“地道”里开始,直到宝汉直街,如今已被清理(摄 / 李东)2014 年前,夜市从小北的“地道”里开始,直到宝汉直街,如今已被清理(摄 / 李东)

  商人们的一天从中午开始,直至深夜。登峰村南面的那条宝汉直街有着热闹的夜生活。

  5 年前,当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(Gordon Mathews)抵达时,这条街还有夜市。临近的人行天桥上,潮汕来的街头摄影师专门为人们拍摄“游客照”,取景地不是广州地标“小蛮腰”,而是小北的高架桥和写字楼,商人们可以寄回老家告诉亲戚,这里是广州,他们就在这片区域生活。

  从小北的地道开始,夜市一路蔓延,新疆人的烧烤摊热火朝天,湖北湖南人的“走鬼”摊位上,衬衫 15 元一件。

  麦高登觉得那时的广州和 19 世纪末的纽约有些相似,来自各国的冒险者都聚集在此“揾生活”,找寻自己的位置。

  “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全球化,尽管这种‘全球化’和人们熟悉的 iPhone 或是大众汽车的全球生产相去甚远”,麦高登称,不同于那些有着雄厚财力和大量员工的跨国公司,这是一种“低端全球化”(low-end globalization)——只需要少量资金,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。

  “低端全球化”的核心是一群“倒爷”,他们来自中东、非洲、南亚的发展中国家,把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一切廉价商品运回本国。“非洲倒爷”成了麦高登和他的学生林丹、杨玚的观察对象,他们用了几年时间辗转广州各处,采访了数百位非洲商人,想弄清楚他们如何做生意,如何生活。

  这延续了之前麦高登在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。2011 年出版的《重庆大厦》关注这里的南亚人和非洲人,这本书的副标题是“世界中心的贫民窟”。建于 60 年代的重庆大厦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着诡谲的色彩,混合了廉价宾馆、货币兑换店、餐厅、店铺,虽然地处尖沙咀,店铺租金却常年保持低位。一位香港警察曾告诉麦高登,这里的犯罪率并不比香港其他地区高,但它仍给人“贫民窟”的印象。许多南亚人和非洲商人很少走出这栋大楼,甚至很少走出格子铺,单凭关系维持生意。

  “如果说重庆大厦是个池塘,广州或许是一片海洋”,一个曾长居重庆大厦的非洲人给麦高登做了这样的比喻,既然中国是世界工厂,为什么不直接去那里找寻更多的商品。在 2000 年前后,广州取代香港成为非洲商人们新的目的地。

  广州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空间,在麦高登眼中,这是这座城市最“美妙”的部分。

  广州政府一度对非洲商人他们的聚集地小北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,至少在 2013 年前后还是如此。长久以来,甚至没有一个可靠的数据统计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非洲人。“有人一度声称这里有 15~20 万的非洲人,这太可笑了!”

  第一个看起来可靠的数据出现在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。根据当年 10 月广州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披露的数据,1~10 月,从广州出入境的非洲人总计 43.8 万人次,其中在广州实际居住的非洲人约为 15570 人,常住人口约有 4096 人。2016 年广州市公安局又公布了新的数据,实际在广州的非洲人约为 1.1 万人。

  大部分非洲商人并不清楚什么是人类学,但在确认了麦高登不是 CIA 之后,他们很乐意和这个香港来的白胡子教授讨论生意经和生活琐碎。

  “谈到全球化,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跨国品牌,但这些真正造就全球化的人如何在这座巧克力城里生活,很少人了解。”

 去年底,麦高登出版了 The World in Guangzhou: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‘s Global Market。我们以我们的见闻概要,以及麦高登对其研究对象的阐释作为“广州:低端全球化城市”系列文章的第一篇。

麦高登(图 / CUHK)麦高登(图 / CUHK)
The World in Guangzhou (图 / Amazon)The World in Guangzhou (图 / Amazon)

  盗版、山寨:低端全球化的畅销品

  很多非洲倒爷靠着假的 Nike 和 Adidas 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十多年过去,这些顶着知名 logo 的盗版(copy)仍是非洲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。为了逃避海关抽查,商人们自有策略,比如,一些人会将商标和产品分开,前者空运,后者海运,等回到本国再进行“拼装”。但这么做的成本还是太高,更直接的潜规则是贿赂海关。

  随着国内对盗版的打击力度越来越高,更安全的是山寨品(knock-offs),它们抄袭了一些知名商品的设计,稍做更改,换上不同的商标,Qlay、Nobla、Applies,或者干脆没有商标。“没有人会没收山寨品,除非某个山寨品的制造商被它抄袭的品牌起诉。”

  麦高登曾跟着一些商人回到非洲,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都有出售正品 iPhone 和 Samsung 的商店,“这些店铺的样子、产品陈列看起来和纽约、巴黎、首尔并无不同,当然,同样的还有价格,大部分人负担不起”。这些正品商店的不远处常常就有售卖山寨品的地方。

  山寨品合理吗?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。主流话语中,人们批评“中国制造”里设计的匮乏,“借鉴”的低成本,真正的设计者“打假”的困难等等。倒爷们从不纠结这些问题。

  麦高登喜欢制造一些“偶遇”,让原本像是生活在不同“时空”各说各话的人们撞到一起。一次,他带着一位索马里物流商人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,他们面对的是 20 位美国的商学教授。索马里人讲述他如何把山寨手机运回非洲,美国教授们的质疑包括:“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吗?每年跨国公司要花多少钱来打击盗版!”

  “但发达国家的设计并不关心非洲市场,或者说,很少有设计关心穷人们的需求”,麦高登称这是一种“来自美国白人的道德优越感”,“一个盗版的 Louis Vuitton 或许并不那么光彩,但我看不出一个山寨手机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,某种程度上,这些山寨品‘修补’了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。”

穿星条旗衬衫,吃中式早餐的非洲人(摄 / 李东)穿星条旗衬衫,吃中式早餐的非洲人(摄 / 李东)

  会后,索马里人有些困惑,他的公司从属于一间美国的物流公司,他的一位美国同事严重酗酒,另一位有情妇。他问麦高登:“我有信仰,不会酗酒,也忠于我的婚姻,那么谁才是不道德的那个?他们,还是运山寨品的我?”

  我在小北遇到了 29 岁的肯尼亚人 Abdinasir,他说“道德”是个“语言游戏”(language tricks),这套游戏规则还包括税收、房租、知识产权……“接受它们,我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。” Abdinasir 的一个哥哥已经在美国定居,是个出租车司机。

  一个曾在加拿大居住过的东非人告诉麦高登,在加拿大做生意太难了。“你想做擦鞋匠,需要交钱接受培训,想开一间杂货铺,同样需要接受培训,官僚手续太复杂了!”他后来去了肯尼亚的 Eastleigh,和广州相似,那是一处混杂的自发形成的贸易区。“在这里,只要你提供的东西足够好,能吸引到客人,就行了,就是这么简单!”

  “在一个如美国一样的所谓成熟市场里,税收、房租、知识产权所设定的那个门槛太高了。如果你来自一个美国中产家庭,或许问题不大,但如果你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少数族裔——很多在广州的非洲人都有长居欧美的亲戚——常见的工种是出租车司机,教育水平高一点或许可以做律师、会计。但想要做点小生意,在那里太难了。”

  麦高登称,这套游戏规则不利于新移民,甚至不利于低收入白人,那是属于大资本的世界。

小北天桥上的街头摄影师(《广州梦工厂》截图,图 / 广东时代美术馆) “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”  小北天桥上的街头摄影师(《广州梦工厂》截图,图 / 广东时代美术馆) “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”

  Abdinasir 的物流公司开在怡东大厦,环市中路北面。不同于那些由明星建筑师打造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楼,他的办公室只有 20 平米。抽湿机、空调、沙发、Wi-Fi 是这种小公司的“标配”,还有常年供应的肯尼亚红茶,电视里播着肯尼亚的新闻节目。每天下午,这个有些局促的办公室总是熙熙攘攘。

  怡东大厦竣工于 1999 年,一公里外的“淘金”和花园酒店、友谊商店是八九十年代广州的 CBD。等到 2012 年 Abdinasir 来广州时,这栋楼的硬件已经很糟糕了。写字楼的 1~3 层是格子间的商铺,扶手电梯直到今天都是坏的。他还记得空调修理工对他说了一句有些诗意但不太科学的话:“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。”

  但没人会否认这里的便利。小北地铁站 D 出口就是怡东大厦,商人们还在格子铺之间专门辟出一块区域做祷告。当然,最重要的还是人脉,这栋写字楼里聚集了不少肯尼亚商人。

  “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”,Abdinasir 的客户大多是肯尼亚的同乡,每天下午到深夜,他们会在这间 20 平米的办公室里消磨时间,交换生意信息、家乡情报,或是组织一场足球赛——商人们的足球赛在工作时间结束后开始,凌晨两点半结束。

  非洲倒爷们只和本国人做生意,他们也会对其他国家的非洲人表示不屑。“中国人总是用很笼统的方式称‘非洲’,但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,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非洲,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别比日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差别还要大。”

  在小北,天秀大厦是法语区,那里几乎是西非人的天下。东非商人则相对集中在怡东大厦。“大部分中国人眼里,我们都是黑人,但不同地区的非洲人肤色也有不同”,Abdinasir 有些遗憾,“当你不了解的时候,只会用一种很模糊的方式区分,‘好了,那是另一种人’,就像是中国人用到‘国际友人’这个词时,更多强调的是‘国际’,而不是‘友人’。”

  和 Abdinasir 一样,许多人都在用类似的方式维持本国朋友们的“忠诚度”。

  一次,麦高登邀请了一位东非商人 Adnan 和一位同在广州的日本会计铃木共进晚餐。铃木服务于一间知名的会计事务所,他需要陪客人打高尔夫,或是帮忙处理签证问题。Adnan 是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,有 4 名员工,但他同样需要在客人病了的时候带他们去医院,或者帮忙去银行开户。

  铃木会接待任何国家的客人,他解释自己的工作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客人合理避税,只要他/她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。但对 Adnan 而言,在法律的“灰色地带”徘徊则是常事。他做的生意常涉及盗版和山寨品。

  对一些逾期滞留者而言,他们甚至不需要一个合法身份,只要他/她有熟识的本国人,同样可以做成生意。

摄影师李东曾在小北的一间“劏房”里住了 8 个月,他认识了一些非洲朋友,得以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。对许多商人而言,住所、社交地、谈生意的地方都可以浓缩在一个几平米的房间内。(摄 / 李东)  摄影师李东曾在小北的一间“劏房”里住了 8 个月,他认识了一些非洲朋友,得以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。对许多商人而言,住所、社交地、谈生意的地方都可以浓缩在一个几平米的房间内。(摄 / 李东)

  在高端全球化里,合同是通行准则,有强大的律师负责法务,合同从草拟到签署有着严格标准。一个曾在英国住过数年的西非商人向麦高登抱怨,在中国,合同像是厕纸,他还抱怨了这里不像西方国家,草坪只让看不让踩。

  索马里商人 Ali 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了一张“委托书”,一个同乡拜托他将两万人民币的尾款分别支付给了厂家、物流和中间人,白纸上,除了手写的几个姓名和数字,没有任何其他信息。Ali 用手机拍下发给了远在索马里的委托人。“这就是我们的交易方式,‘合同’也大多如此。”

  相比合同,人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声誉,没人记得住写字楼里那些名目繁多的商贸公司或是船运代理,你要记住的只有人。一个尼日利亚物流商向麦高登解释声誉的重要,“如果我欺骗了谁,他们不会去法院,回到家乡,他们会告诉我的父亲和兄弟,会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说,你知道那个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吗?他是个骗子,永远不要和他做生意!”

2013 年的小北街景(摄 / 李东) 协调人(peace-keeper)2013 年的小北街景(摄 / 李东) 协调人(peace-keeper)

  在这样一个合同形同虚设、依赖个人信誉的社会里,如何处理冲突?

  麦高登的学生林丹和杨玚是他的合作者。林丹的博士论文关于广州这座城市里的中非交往,“用‘中非交往’这个词有些歧义,像是国家层面的中非关系,实际上没有那么宏观,我关注日常,中国人和非洲人是如何互动的。”

  2010 年,杨玚在广园西一处批发市场遇到了一个冲突现场。两个尼日利亚人,一个是来广州采购的商人,一个是在市场里开店的“坐贾”,前者在后者的店里发现了一批自己被偷走的货物。

  市场里的尼日利亚人指定了一个协调人(peace-keeper),他需要像个侦探一样听取双方的说法,还要向市场里的其他“证人”取证。他查验出的事实是商人买了一批 5000 美元的衣服,送去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货运公司,路上被人盯上,偷走了一些货,小偷又转卖给了这个尼日利亚的店家。

  找出真相后,协调人还需要给出协调结果,他让商人付给店家一些钱,买回了这批衣服,因为是他自己错误地选择了货运公司,又倒霉地被贼盯上。但买回的价格低于正常的市场价,因为店家不该接手来路不明的货品。

  协调人至关重要,特别是对于逾期滞留者人数最多的尼日利亚人,他们必须保持“隐形”。一位尼日利亚滞留者告诉麦高登,自己像是 Discovery 频道里在河边饮水的瞪羚,需要随时警惕“鳄鱼”的突袭。他称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“本能”,掌握每一个地方的出口位置,以便迅速逃离。

  在法律“失效”地带,人们需要自己维持内部秩序,避免生出事端。

  许多非洲国家都在广州有自己的商会,有公信力的人会被推上协调人的角色。

  2014 年,麦高登的电脑在小北的地道里被偷走,内有几周的采访录音和未整理的资料。他询问地道里一个维吾尔族商贩,表示愿意支付 2000 人民币赎回电脑。最初商贩不同意,后来应允,找来八个同族人。

  “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,但能听得懂他们话里不时出现的英文单词‘computer’。”一个小时后,他们找到了小偷,取回了电脑。“这是我从田野里得出的经验。如果当时我找的是警察,或许我的电脑连同里面的资料就永远消失了,当然,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。”

  除了同乡会,另一个秩序维持者是宗教。尼日利亚人常去的一个基督教堂里,人们不时组织募捐,帮助一些被捕的逾期滞留者筹措罚款——他们需要在缴纳罚款后才能被遣返回国。教会还曾帮助一些性工作者改行,比如用筹集到的钱作为启动资金,做成一个小订单。牧师对麦高登说,很多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都是年轻人,远离家庭,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,什么碰不得。

这里的西瓜“全世界最平(便宜)”(摄 / 李东) “一经售出概不负责”这里的西瓜“全世界最平(便宜)”(摄 / 李东) “一经售出概不负责”

  几乎每一个非洲倒爷都曾在广州受骗过。早年,不少中国商人都认为这是“一锤子买卖”,他们的余生不再会遇到同一个非洲人。一些人告诉麦高登:“我们信神,中国人只信钱”(We believe in God, Chinese only believe in gold)。

  很快有人发现非洲人习惯了比较大的议价空间。麦高登说,面对一个开价 800 元的手机,非洲人会砍价到 200。相信“一分钱一分货”的中国人为了做成生意,会满口答应下来,签了订单,再在质量上做手脚。

  低端全球化的其中一条准则是“一经售出概不负责”(caveat emptor),这要求商人们盯紧每一个流程,从看样品,下订单,和工厂保持沟通,确认货物是否对版,到最后的运输。这要求长时间的逗留,但当签证所允许的时间太短,而续签所需要花费的时间、经济成本过高,手续又太繁复时,冒着风险留下来成了许多人的选择。

  最主要的逾期滞留者是尼日利亚人,不过也有一些人滞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——忘了续签。对一些人而言,逾期一天要缴纳的罚款和滞留了五年被抓住要交的钱是一样的,很多人怕麻烦干脆赌运气。

2014 年后,宝汉直街增设了警力和监控探头,烧烤摊和“走鬼”随着夜市而消失,一个潮汕的摊主告诉我,小偷和毒贩都少了,这里变得安全了,但生意也不比从前。(摄 / 李东)  2014 年后,宝汉直街增设了警力和监控探头,烧烤摊和“走鬼”随着夜市而消失,一个潮汕的摊主告诉我,小偷和毒贩都少了,这里变得安全了,但生意也不比从前。(摄 / 李东)

  2014 年之后,广州发生了转变,夜市已经随着城市的“亮化工程”全部消失,巷弄里也装上了监控探头。政府控制商务签证的数量,并打击逾期滞留者,签证允许人们停留在广州的时间越来越有限。

  根据新的政策,人们需要在续签时提交犯罪证明,但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无法在线申请犯罪证明,商人们需要支付 2000 美元的机票回到本国办理。“但等到他备齐了所有文件,他们的签证常常已经过期了。”

  “广州在‘美化’他们的街道,再也看不到当初热火朝天的烧烤摊了,不仅广州,很多中国城市都在这么做。我个人自然更喜欢 2014 年前的广州,人类学家不喜欢有太多既定‘秩序’、‘规则’的地方,很多人都在小北被抢过东西,但对人类学家,这些危险、混乱本身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,多种力量如何保持平衡。”麦高登说。

  但他随即补充,“当然,如果我是一个广州人,或许我会更喜欢现在这样安全的环境。不仅是广州人,好几个非洲商人也这么和我说。”

  随着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,“中国制造”的价格越来越高,一些非洲人告诉麦高登,他们正准备逃离这座“巧克力城”,下一站或许是胡志明市。

  “对那些新人来说,这里或许不再是一片从零开始的好地方了”,Abdinasir 告诉我们,“但只要我还能赚到钱,我就不会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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